三是从效率角度看，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还在继续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作用逐步上升到决定性作用，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效率也会逐年提高。
世界银行发布2011年"国际比较项目"报告，通过购买力平价法（PPP）计算作出预测称，今年中国可能超越美国，一跃成为全球头号经济体。而世界银行则是采用购买力平价法，购买力平价理论最早是由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·卡塞尔提出的。
这意味着，中国政府为了挤掉水分，特别是考虑到夸大经济总量将在国内外面临的不利局面，有意将GDP总量向下修正了11%。中国也应该看到美国在创新方面仍有着坚固的领先优势，在许多工业和领域的主宰地位不会消亡。中国如果不是在2010年下半年开始紧缩货币，主动放慢发展速度的话，2014年中国超越美国不仅仅是按购买力算法了，即使按照真实汇率，中国也将大幅超越美国。对中国人来说，成为第一意味着结束了长达两个世纪被西方的羞辱，更是证明了中国政治的优越性，甚至是中国人的聪明和优越。美国金融分析师格雷格·麦克布莱德说，虽然PPP消除了一些统计失真，但误差仍然很大。
从更大处说，是整个西方的衰落。作为全球廉价商品供应国，中国去年已超越美国，成为全球头号货物贸易大国。碳生产率公式数值持续增大，就意味着绿色发展。
三是建立起一系列的市 场交易机制，包括碳排放权、污染排放权、水权、节能量等方面的交易机制，并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等。碳生产率公式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绿色发展的基本分析框架，它直观地告诉我们：绿色发展与否取决于分子、分母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变量。这些制度 的调整和改革，见效需要一定时间，但这属于打基础、利长远的工作，不能轻视，不能放松。一是要引入鼓励减分母的奖惩制度。
例如，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、法规要进一步健全完善，对有些不符合减分母要求的法 律、法规及时进行修订或清理，还要严格执法，加大违法惩处力度，提高违法成本，让不法者有所畏惧。来源：财经国家周刊 进入 李佐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绿色发展 。
在文化制度上，还应该加大宣传、教育和培训的力度，让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观念与意识深入人心，成为自觉的行为。如果换成由普通老百姓来考核地方政府，老百姓则更加 注重对生活质量、环境优劣等方面的评价，从而引导政府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绿色发展上。目前，国家已经在着手改 革资源品价格，力争在反映资源稀缺性和控制物价大幅上涨上取得平衡，通过价格手段提高资源使用成本，迫使各主体节约资源，减少浪费。这就要求我们：一方面要减少分母数值，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，另一方面要增加分子数值，即增加产值或国民收入。
二是加快理顺资源品价格机制。其二是谁来考核？现在普遍是上级考核下级，于是下级更多地关注政绩的提升。绿色与发展两个方面缺一不可。从字面上看，绿色发展至少包括两层含义：一是绿色，二是发展，即我们既要 绿色，合理使用资源、保护生态环境。
一是调整针对企业的财税政策、金融政策。因此，我们要对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，使其对各主体形成正确的引导，朝着绿色发展的方向前行。
因此，引入有助于明确预期的奖惩制度十分必要：减分母做得好的地方政府，中央在政策 上给予支持和倾斜，对领导干部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。另一方面让减分母成效显著 的地区增加收入，提高其节能减排的积极性。
真正落实绿色发展，就是要绿色和发展两手抓，其核心是要提高碳生产率。评价考核制度改革，必须把对减分母设定为与GDP同等重要的指标，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区域，甚至应成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，促使地 方政府努力转方式、调结构。目前，资源品价格仍存在人为扭曲、压低的现象，资源的稀缺性得不到反映，使得大量浪费普遍存在。经济杠杆调节 针对企业、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发展参与者调整相关制度，核心是通过经济杠杆来调节各方行为。碳生产率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述：分母是二氧化碳排放量，分子是产值或国 民收入。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，地方政府和官员都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预期。
同时，在其他制度上，也应作出有利于减分母的调整和改革。要继续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、水资源管理制度、环境 保护制度，划出红线，守住底线。
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，一方面提高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的成本，让分母增加产生的负外部性内化为内部成本，增加碳排放的压力。 绿色发展，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。
二是进行评价考核制度改革。目前，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对增分子的好处有着普遍预 期，但对减分母缺乏这样的预期，于是他们在工作中将重点放在增分子上。
制度通过引导或规范政府、企业、个人、社会组织等主体的行为，进而影响产值和碳排放量， 造成公式分子分母数值的增减变化，决定着是否绿色发展。又要发展，实现经济增长、社会进步和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。目前，国家已经逐步开展了相关试点工作，如碳排放权交易就已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7省市试点，预计2015年左 右碳排放权交易在全国形成一个基本框架。对做得不好的则要追究相关领导干部的责任，并给予相应的惩罚。
目前，我们的财政政策、税收政策、金融政策等更多地看重企业的规模、效益和利税，对那些产值规模大、纳税多的 企业给予照顾，而对企业的资源消耗、污染排放等绿色方面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，对企业形成了重发展、轻绿色的误导，故以后应给予那些减分母做得好的企业 更多支持。这一制度改革需要解决两个问题：其一是考核什么？目前政绩考核的指标还是以GDP总量、财政收入、工业增加值等为主，分 子、分母孰轻孰重一目了然。
考核指挥棒 推进绿色发展，是我们在对之前高污染、高排放、高消耗的三高粗放式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后作出的重要战略抉择，力图转变到以低污染、低排放、低消耗和高效率、高效益、高碳汇、高循环为主要特征的三低四高模式上来。可以说，制度是影响绿色发展的根源性系数，它同时作用于分子和分母。
实践中不难发现，碳生产率公式的分子、分母都受到制度的影响。政府既是重要的发展参与者，又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，制度调整能否对政府行为产生正面引导是成败的关键
目前，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对增分子的好处有着普遍预 期，但对减分母缺乏这样的预期，于是他们在工作中将重点放在增分子上。因此，我们要对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，使其对各主体形成正确的引导，朝着绿色发展的方向前行。考核指挥棒 推进绿色发展，是我们在对之前高污染、高排放、高消耗的三高粗放式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后作出的重要战略抉择，力图转变到以低污染、低排放、低消耗和高效率、高效益、高碳汇、高循环为主要特征的三低四高模式上来。其二是谁来考核？现在普遍是上级考核下级，于是下级更多地关注政绩的提升。
绿色发展，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。在文化制度上，还应该加大宣传、教育和培训的力度，让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观念与意识深入人心，成为自觉的行为。
从字面上看，绿色发展至少包括两层含义：一是绿色，二是发展，即我们既要 绿色，合理使用资源、保护生态环境。真正落实绿色发展，就是要绿色和发展两手抓，其核心是要提高碳生产率。
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，一方面提高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的成本，让分母增加产生的负外部性内化为内部成本，增加碳排放的压力。又要发展，实现经济增长、社会进步和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。
